生孩子与电灯泡

生孩子，是自己的事；但生几个孩子，自己个儿可就说了不算了。因为，一对夫妻到底应该生几个孩子，到底被允许生几个孩子的问题，是“基本国策”。所以，生孩子这件事儿，得“计划”着来。不过，“计划”着来生孩子，并不单纯地像我们理解的“少生孩子多种树”这一种方式。曾几何时，“计划”着生孩子的方式，是想方设法多生孩子。因为在万恶的旧社会，“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孩子虽然是自己生的，但产权却是国家的、国王的。所以，人口多，兵源才多，税源才多。因此，《周礼》中就有了“慈幼”的规定。春秋时的齐国，官府里专门设立了“掌幼”官，其职责，就是对“光荣母亲”们予以奖励。比如，一个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就可以免除这位母亲的赋税；如果再生一个，则全家的赋税都免了；倘若生了第五个，妥了，官府会安排专门照顾孩子的保姆。而且，小老五和保姆的口粮，全部由官府供应。就这么一来二去的，结果，人们突然发现:我靠！孩子生多了。于是，“少生孩子多种树”的声音，便开始历唐宋元明清各朝而不绝于耳了。“老干体”诗歌的创始人、唐代诗人王梵志，当时的作品中就充分体现出了这种呼声。针对“富人少男女，穷人生一家”的严酷现实，王梵志主张:“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而这一句诗，也成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好”的现代标语的最早古代版。宋朝灭亡后，宰相的儿子马端临誓死不做元朝的官。于是，他隐居山林，专心著述，并终于著成了著名的《文献通考》。既然是“通考”，那当然就啥都“考”，其中就包括生孩子的事。于是，他得出结论说:“民之多寡不足为国家之盛衰。”虽然“国家之盛衰”与人口数量没关系，但却和人口质量有关系。由此，马端临率先提出了“少生”但要“优生”的号召。明代小说家冯梦龙，不但研究小说，也研究小孩。针对王梵志提出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好”的意见，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放开二胎”的构想。冯梦龙认为:“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因此，“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不增减，可以长久。”虽然冯梦龙提出了“放开二胎”的构想，但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数学是生物老师教的，算法明显有问题。但另一个人、清朝人洪亮吉的数学，则可能是政治老师教的。通过计算，洪亮吉发现，如果以当时的户口增长基数来推算，那么，一百年内，清朝的人口将最多能增长20倍。而人口一旦增长到这个程度，那大清国的“百年辉煌”梦，也就只能挺到一百年拉倒了。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实行“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增长。至于怎么样才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洪亮吉给出的措施并不具体。不过，清朝另一位牛人汪士铎，却替洪亮吉想出了许多具体办法。比如，他率先提出“晚婚”概念，“女子二十五而嫁，男子三十而娶。”对育龄妇女，政府要广施“不生育之药”，对怀孕了的妇女，则“施送断胎冷药”。同时，汪士铎还严重地“重男轻女”，甚至拿女孩不当人。他主张，政府应该“驰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对“家有两女者倍其赋”，“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而且，汪士铎不但主张把女孩子淹死，对生出来不符合规格型号的男孩，也得淹死:“即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这架势，是不是比当年的计生干部和大队书记还潇洒？好在，经过广大计生干部和大队书记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不过，这几年突然回过味来了:我又靠！孩子生少了。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立即宣布实行二胎政策。政策是实行了，但总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实际情况是，想生能生敢生的，你让不让他生二胎，人家也照样生三胎；不想生不能生不敢生的，你号不号召生二胎，人家照样生一胎或者零胎。对此，各路神仙绞尽脑汁出谋划策，但好像仍然是光打雷不下雨，没见有什么高招使出来。其实，要想让人家多生孩子，并不需要多少高招。二千多年前的越王勾践，就已经给我们支了许多招。勾践“卧薪尝胆”的时候，不但思考人生，也思考“生人”。思考的结果是: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首先必须保证子民们多“生人”。于是，勾践在各级领导干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可以让四面八方的百姓都来归附。如今，我没有那个能耐，我只能用笨办法，那就是带领百姓们多生孩子。”然后，勾践立即组织有关部门下发了促进多生多育的政策文件汇编:一、青壮年男子，不许娶岁数大的妇女，坚决杜绝姐弟恋；年龄大的男人，也不许娶年轻的姑娘，严厉禁止老牛吃嫩草。二、姑娘到了十七岁、小伙到了二十岁还没嫁没娶的，要追究他们父母的刑事责任。三、凡是家里要生小孩的，要第一时间向政府报告。而政府也要第一时间选派专业医护人员到产妇家护理、接生、照料，一切费用由政府财政支出。四、凡是生了男孩的，政府奖励两壶酒，一条狗；凡是生了女孩的，政府奖励两壶酒，一头猪。五、如果生了双胞胎，双胞胎的口粮由政府提供；如果生了三胞胎，除了提供口粮，还配备专职奶妈。六、如果家里的嫡长子死了，就免除他家三年徭役；如果家里的庶子死了，就免除他家三个月徭役。七、对于那些孤老、患病、未脱贫人家的孩子，由政府出钱统一收养。政府要为他们分配整洁的房子、漂亮的衣服和充足的粮食。通过这些措施，越国人纷纷急头白脸地生孩子；越国的人口，也当然噌噌噌地往上涨。不久，越国人就把亡越之心不死的吴帝国主义消灭了。说来也巧，在古今中外主张“计划”着生孩子的人群中，往往少不了姓马的人:外国人有马尔萨斯，中国古代有马端临，新中国又出了一个马寅初。马寅初是新中国“计划生育”的首倡者。但是，他提出的“计划生育”理论与当时炫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理念不合拍，所以遭到了一致的反对。为了宣传推广他的理论，马寅初奔走于高层政要之间。这一天，马寅初和伟人又聊起了计划生育的事儿。伟人问他:“中国人口为什么这么多？”马寅初回答说:“中国人口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村没有电。”伟人马上反唇相讥:“你马寅初生了七个孩子，也是因为没有电吗？”是啊，生孩子不管有没有电，有没有电也不耽误生孩子。但是，生不生孩子却和另一种物品紧密相连，那就是钱。没钱少钱的人家，虽然不至于穷到家里没有电灯泡，但一旦生了俩孩子，就或许只能当个电灯泡，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生孩子了。可是，任何社会，有钱人毕竟都是少数，生孩子的事不能都委托给他们。况且，总不能像汪士铎那样，规定“非富人不得娶妻”吧？所以，要想让人多生孩子，尤其是让没有多少钱的人多生孩子，把全世界的电灯泡都打碎了也没用。相反，参考参考越王勾践的做法，哪怕参考一两条，也比拉闸限电管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经说过:“生不生孩子是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我们政府要做的，就是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咱们的宝岛台湾，当年也曾鼓励多生孩子。但是，正像安倍晋三所说，他们虽然鼓励多生孩子，但就是不创造多生孩子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对此，号称“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的散文大师王鼎钧痛心疾首地说:“自己斩草除根，你到底跟谁怄气？”是啊，你想让人家多生孩子，却不想像勾践那样，哪怕拿出两壶酒、一条狗、一头猪来。相反，却老琢磨人家那两壶酒、一条狗、一头猪。那么，你到底和谁怄气？电灯泡吗？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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