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学也许都会在田野中面临身份与角色的困扰，田野调查一面要求我们作为局内人深入社区，同吃同住通劳作，去理解当地人的生活逻辑；同时又要求我们作为局外人保持价值中立，追求客观事实。这着实会让研究者陷入矛盾之中。在田野中的身份与权力的关系也时时刻刻的影响到研究者的调查。今天推荐的这篇文章读起来非常有趣，也很能让人产生共鸣，胡老师用自己亲身经历来对田野研究进行思考与反思，或许通过这篇文章也能给身在田野或即将进入田野的你带来启发。（H君）
政治、身份认同与知识生产——嵌入权力之中的乡村田野研究
作者：胡玉坤来源：清华大学学报
摘要
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境内外学者鲜有人系统阐述过基于诸多差异的多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但基于村落田野调查的这项研究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从选点、进入调查地到田野作业乃至报告撰述——都充溢着繁复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敏感性。除了正规的政治性权力，笔者的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权力范畴在研究场域中对于形塑研究者局内人一局外人身份上起着很人的作用并对研究项日产生很人影响。研究表明，知识生产实践中的权力格局并非凝固化静比不动的，它们深嵌在笔者与县乡村干部、县乡干部与村干部以及笔者与普通村民之间不对称的权力互动之中。经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权力的双重过滤，民族志研究的凝视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没有盲点的。深入观察和回应田野作业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因而也应成为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关键词
民族志研究；政治网络；权力关系；知识生产
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结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在欧美主流学界应运而生并各领风骚，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三后”理论倾力于颠覆和解构权威与结构，张扬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并凸显被压制和边缘化的声音。在此情势下，人文和社科学者尤其是后现代的社科学者开始反思知识生产的过程，特别是社会调查活动及其客观真实性。许多学者认为，在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尤其是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作业，进入研究场域的调查者同调查对象之间有着极其繁复、敏感而微妙的关系，因而不可能不介入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他们因而强调审视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并将此视为获得知识的重要条件。这个方面的典型代表莫过于布迪厄对实践理论和反思社会学的理论化。在他看来，权力是构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关系并决定性影响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
至今，欧美学人对知识创造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伦理问题已有越来越明确的警觉和认识。以女权主义学术为例，欧美女权主义者对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各种权力等级的敏感性和理论化，如今已成为其思想和分析的基石。她们把社会性别当作一个主要变量，着重考察社会性别动态同与之难解难分的其他权力结构的交义互动。在她们看来，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群、性取向、年龄、国家、地域等各种等级制互为交织，并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胡玉坤，)。在“后学”风潮中，西方女权主义认识论也随之日渐成熟，并对民族志研究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美国知名的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和唐娜·哈拉维分别建构了“女权主义立场论”(feministstandpoint)和“处境知识”(situatedknowledge)等概念，用以强调研究者白身所处的由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身份认同所决定的社会位置对其知识生产的影响。哈拉维认为，任何知识都是情境化的产物，因而是“特定化而且不完整的”。为了在作为知识生产特权“主体”的科学家同其研究对象之间建立更公平的关系，女权主义学者力主研究者阐明并反思其主体位置，阐明基于差异的“处境知识”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偏见”。她们认为，唯有如此，研究者方能对白己所创造的知识负责。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学者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一些田野工作者还创造性地分析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问各种不平等社会位置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引致的嵌入研究过程的偏见，特别是她们在第三世界情境下做Hi野研究的困境。
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域外学者，都儿无例外地一方面突出各级官员施加的调查限制，另一方面又强调与当地乡民的积极互动。这几乎已成为他/她们民族志报告的俗套，但迄今为止，几乎无人全面阐述过基于差异的多重社会位置如何影响到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反观境内学者的研究，虽不乏零星的田野反思，但鲜有人系统描述田野作业中的权力相关性和政治敏感性。在不多的例外中，比如朱苏力的反思性研究则主要着眼于将研究场域中的权力关系界定为支配性关系。殊不知，蕴涵在乡村田野调查中的支配性权力只是权力的一部分而非故事的全部。诚然，“政治”长期以来常常被简单化地等同于“权力”，即白上而下单维度的支配性控制。沿用后现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本文意欲超越对权力的狭隘理解，着力于阐述田野调查过程中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别、阶级(阶层)、年龄、城乡差别等权力范畴。这些差异性关系，毋庸置疑，是进入田野之旅的民族志学者无可规避的权力结构。
大量经验调查表明，没有意识到差异与权力并不等于权力关系不存在，而对田野作业中的权力有无意识却并非无关紧要的。大概没有人会否认渗透在农村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生生不息的差异和权力等级。除了社会性别、财富、职业及干群分化而外，聚落中的本族本姓认同、辈分和代际差异等皆为明摆着不可等量齐观的权力范畴。白农村改革启动以来，随着利益和诉求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些权力结构无疑愈发明显地影响到男女村民的工作和生活际遇。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近距离参与式的民族志研究不仅更易于凸显被调查者之间的差异，而且更易于反衬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田野作业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观察和回应乡问生活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也就成为田野研究者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本文基于对内蒙古赤峰市一个白然村的民族志研究。年和年问笔者在该村生活了近半年，主要研究该村以往50年特别是田野作业期问男女村民白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变迁的问题。在村落场景尤其是一个干群充满敌意的社区氛围中做长时问的实地调查，注定了该项研究不可能与渗入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无涉、与权力无关。在与被调查者的互动中，我个人的身份认同—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了等社会地位对于进入调查地、收集资料过程以及文本书写皆有不容否认的关联。本文旨在将笔者在田野作业中所处的社会位置纳入对研究过程的解释并将个人的反思写入文本。
政治网络与进入田野
在乡土中国做实证研究，经由网络化的政治权力组织进入乡民社会不失为一种捷径。即便是诉诸同学、同乡、朋友等关系资本的研究者，恐怕也最终绕不过当地的政治网络。当笔者准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时，深为被誉为“绿色长城”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所吸引。我当时关切的是“三北”地区农林复合业之下乡村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状况，更确切地讲，意欲探究一个社区在农林复合的农业生产体系之下男女村民管理白然资源的日常实践及由此引致的环境变迁。鉴于内蒙古负责三分之一“三北”防护林的建设任务，并被纳入了西部大开发项目，出于各种理论与实际的考虑，并经由全国妇联、内蒙古白治区和赤峰市妇联这个白上而下的网络，我选择了赤峰市的一个国贫县进行调研。
物色调查村的过程征求了不少县乡干部的意见。经实地考察、比较和权衡，我提出想去一个被纳入县妇联主管的国际小额贷款项目的X乡。作为一个贫困乡，这里不时成为发展援助的对象。更何况此前一年，来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曾到此处调查农民负担问题并予以曝光，引起该乡书记的极大不满和懊恼。陪我物色调查地的妇联主任坦言该乡书记恐怕没有兴趣接纳一位北京来的研究者，因为基层官员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谁也不愿意让外人知道白己辖区内的“阴暗面”。嗣后有一次我向妇联主任提及，在我将来撰写的文字中，乡名、村名以及被调查者的姓名都将用虚构的名字。她明确地暗示我，最好也不要用该县的真名。地方权力网络中的为官者与外来学者打交道时“如履薄冰”以及实地调查的政治敏感性由此可略见一斑。这就难怪当地干部不欢迎甚至拒绝社会学科工作者深入其辖区搞调研。不要说境外学者遭此冷遇，即便国人也都在所难免。地方干部常常将外人的介入视为威胁，处处予以提防甚至设置重重关卡也白在情理之中。
碍于县妇联主任的权力和情面，乡支部书记带我去了处于中下经济发展水平的营了村。在阶位更高的官员面前，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无论多么不情愿，既未明确予以拒绝，亦未显示热情的欢迎，不过他们答应帮我找一户有空房的人家。在场者莫不对我抱定在乡问居住半年的决绝感到难以理喻。一周之后赶在该村退耕还林项目开始之前，我如约再度来到X县。我的房东是一户普通的中年空巢家庭。年男主人(我称他大哥)49岁，女主人(大嫂)47岁，两个成年儿子及大儿媳都在北京打工。“第一把手”的村支书在营了村向来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这个支书是乡政府派下来处理“营了村”棘手问题的一个乡干部(曾当过兵)，到任才80多天，他的前两任皆提前离职。当大嫂还在厨房忙碌时，被村干部派去干活刚回家的大哥就邀请我们围坐在炕上的小矮桌前享用起丰盛的“农家宴”。村支书几次谈到，他不怕市里来的(指市妇联司机)，也不怕北京来的(指笔者)，就怕县里来的(指妇联主任)。这大概是酒后吐的真言，村支书的这一姿态似乎预示了日后几度重现的类似插曲。
次日中午，在妇联主任的再次陪同下，笔者正式入住这户当地人家。我来之前，房东夫妇仅知道有个年轻妇女要和他们一起住半年在村里搞一项调查。当得知我有个11岁的儿子并且我们年龄相仿时，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了就缩短了许多。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像其同龄人一样，从小吃过不少苦头。大哥念过4年书，平常不善辞令，显得一脸忠厚。集体末年曾当过几个月小队长，终因太老实驾驭不了日益纷乱颓败的局面很快就下来了。大嫂小时候仅上过几天学，后来上过短期的扫言班，基本上不识字。她很勤快，干事麻利，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入住的当天，“当家”的大嫂说:“家里只有两个大人，没有小孩乱翻你的东西。你要不嫌我们做的饭菜，欢迎你同我们一起吃。”从此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大嫂多次提到:“只有我和你大哥在时，屋了里有时像没人似的。因为你在这里，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了。瞧你大哥现在也变得爱说话啦！”同一对普通夫妇朝夕相处，了解、观察并直接参与他们及其亲朋好友的日常生活，有助于我捕捉到一些本来可能难以进入我视野的东西，并了解到一般老白姓的痛苦与快乐、机会与挑战以及村里和当地的最新动态。
刚从北美归返，又沉潜到一个贫困村落，两个截然不同世界的相互映照在我心头形成了很大的落差。不过，对北国乡村暮春的寒冷、三天两头漫卷吃舞的风沙、硬邦邦的土炕以及单调饮食的不适应，很快就因房东及其他白姓的热情襄助而驱散了许多。在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官”及其他官员面前，大哥大嫂从不失尊严(他们一直管我叫胡老师)。在平常相处中，他们殊少讲究客套，却默默地尽“地主之谊”。大嫂每天都为我热炕，即便是夏天(睡凉炕据说会得关节炎)。虽然大哥不喜欢吃米饭，但只要我在，他们总是做米饭，并不时地变换花样做饺子、面条和馒头等。我有时也从县城带回蔬菜、肉食、点心等来分享。无论多晚回来，他们总等我一起吃饭。每天我还在“挑灯夜战”时，他们早就入睡了，而当我还睡眼朦胧之际，他们早就起来干活了。尽管我们之间横亘着城乡、南北、文化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权力关系上的悬殊差异，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是超乎其上的。我与他们相处与其说是“宾至如归”，毋宁说是基于空问平等的融洽相处。这种全新的感受使我很快克服了“水土不服”，日了久了，还真有点“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觉。这一纯粹偶然的相遇也使我们有了始料不及的缘分。回过头来思量，半年乡间生活过得有些浑然不觉。对于探索一个未知世界而言这似乎太过短暂了，起码对于民族志田野调查而言是如此。
安顿下来不久，因SARS不期而至，两周后我便匆忙打道回府，直到7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消到中国旅行的警告后才返回。我离开之后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上演了一出大规模政治动员的现代剧。有一段时间，县乡干部“进驻”村里轮流值班。村头日夜有人把守，外人不准入内，打工回村者也需“隔离”一段时间，个别人据说尚未踏入家门就被迫重返打工地。当地交通几乎中断，连村民之间也不再串门了。两个月后我给支书打电话要重返时，他还对我离开前未直接同他打招呼“耿耿于怀”。不容否认，若不是走了上层“路线”，我断无可能这么不费周折就进入村庄并且几乎不受约束地走家串户。除了政治性的官僚权力，田野作业中更难规避的却是笔者与一般村民在日常交往中显现的权力关系。
民族志的凝视:日常互动中的权力等级
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像Stacey和Patai等主要着眼于民族志学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倾向于质疑民族志工作者“入侵”女性被调查者的生活，利用被调查者讲述的故事以及在描述和再现被调查者方面所占据的主导位置。嗣后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开始对这种权力关系的二分法提出挑战，并认为仅将民族志工作者当作主体远远不够。例如，Ong称，假如将权力理解为弥散性、流变及增殖性的力量，是在网络关系中被激活而不是被个体所拥有的话，那么，作为民族志主体的信息提供者也可以在民族志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行使其权力。她进而指出，研究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关系毕竞体现在不同的权力场，其中包括信息提供者的家及其社区。这一深刻的见解无疑适用于我的田野研究。笔者此处是要强调，渗透到田野作业中的权力结构盘根错节，既微妙又复杂。而对这些权力关系的意识和反思对于民族志调查和书写而言却不是可有可无的。
虽然城里生、城里长，但我对乡土生活并不完全陌生。入住营了村之前，笔者作为中英水供应与卫生项目的全国专家，曾赴云南和四川翻山越岭做过为期一个月的村落考察。这段经历使我心里有底不至于同生活在并非全然“异文化”中的草根民众格格不入。初来乍到这个乡土聚落，说实话也几度想过，要不是为了完成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怎会义无返顾“蹲点”这么久，而这似乎又是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的。母亲曾对我说:“你幸免了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回算是补上了这一课！”略通文墨的村里人同我开玩笑说，我是来这里体察民情，个别村民甚至说我是“微服私访”。
营子村是个民族村，蒙族约占全村人口的1/3。整个白然村多人家比邻而居。在这样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左邻右舍知根知底。这里民情淳朴，失窃罕见。村民外出时门上只是挂一把简易锁。我外出时笔记本电脑经常就摊在桌上。所到之家，村民从未将我这个“不速之客”拒之门外，也几乎不存在语言及其他沟通上的“焦虑”。举例来说，我第二次来村里不久的一天，在小道上邂逅一位从未谋面的50岁上下的妇女，我们站在路边聊了约莫20分钟，我就得知了有关她身世的很多信息。末了她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人生话不生。”道别之后，她又回过头了讲了一句充满哲理的大白话，“人能走到一起，山碰不到一块”。田野中的这种例了不胜枚举。
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个人互为交叠的身份认同如性别、年龄、阶层地位、城市知识者等复杂而矛盾地融入了我局内人/局外人的角色中。境内外许多学者均提到，在中国农村做田野调查是个充满政治性协商的过程，我自然也难免落入需要交涉的当地权力与权威结构之中。相对于贫困、受过较少教育的村民来说，我虽则占据了城市中产阶级并受过高等教育的特权地位，但我不光要同一般村民互动，还要同掌握并善于玩弄手中权力的当地官员打交道。我同当地干部、普通村民之间微妙而不对称的三角关系从许多意义上讲不仅影响到我如何去观察和参与当地人的生活，也影响到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怎么看待我并为我提供信息。正如熊秉纯在台湾工厂做田野调查时所遭遇的，我也同样被村里人既当局内人又当局外人来审视和看待，而我的局外人/局内人地位正是由上述多重认同塑就的。从这个角度讲，描述多重权力关系可以提供一个情景化架构使调查者得以最好地探究当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权力结构以及这种权力等级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建构并遭到质疑的。
如前所述，有了县妇联主任等上层官员做“后盾”，我这个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在村内外便徒增了许多“虚构”的政治权力和权威。这种社区“入门”方式日后证明影响到我和村干部打交道。在我逗留期问，县妇联主任多次带着水果、蔬菜等下来看我，村支书也儿次“被迫”奉陪来我住处，但后者一直很少示谊和给予合作。居于村权力核心的“灵魂人物”态度如此，执掌权柄的其他男性村干部也跟着相互推诿。虽然总的来说他们并未对我摆出“官式”面孔，也不乏使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但毕竞“县官不如现管”，村主要干部总以各种借口通过拒绝给我提供任何书面材料来行使其权力。所幸的是，他们没有指示村妇女主任不让我翻阅作为村里决策依据的计划生育《人口底册》。屡索不得，并意识到他们诚心如此，我也就没有再强人所难，免得危及我同他们的关系乃至这个研究项目本身。我收集到的有关营了村的其他书面材料结果都是从乡里和县里得来的。
像其他许多村庄一样，由于腐败大行其道，这个村已成为一盘散沙的“烂摊了”。村支书等主要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该村仍深陷在“巨额”债务之中(拿当地人的话来说已达到了“天文数字”，够上“焦点访谈”的)，再加上连年环保大会战，干群之间虽未呈冰炭难容之势，但裂痕和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我初次接触的多数成年人—无论男的女的—都主动向我讲述对村里腐败和劳民伤财的环保大会战的不满。最初那阵了，他们的哀叹和抱怨之声几乎弥漫了我们之间的对话。他们这样做或许是希望我了解其困境并暴露干部的腐败，或许只是抓住这个机会宣泄一下不满而已。设身处地想一想这种政治氛围，村干部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几乎不能给他们带去任何益处，却反倒有可能给他们平添政治风险。一个村民曾直白地评论说，“大官易见，小鬼难缠。村里问题成堆，他们怕你都来不及，怎么敢给你提供什么材料？万一搞不好出了漏了，他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诚然，这种村庄政治使我的田野调查增加了异常复杂的政治特性。从最初同村支书的遭遇，我很快就意识到地方官僚机构及其掌控者的权力。作为一个对普通白姓有同情心的局外人，置身其问，我不可能冷眼旁观。我有时不识时务地对白己份外的事情“指手画脚”。“职业病”发作时还会越姐代咆“教育”他们几句，并忍俊不禁地责问一些匪夷所思的做法。这自然会惹来干部的盘查和反驳以及对我“错误”印象或看法的纠正。回过头来思量，这自不必说是对他们的“冒犯”。既然无法骑墙，我于情于理站到了普通百姓这一边。但我同村干部一直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往来。妇女中除了村妇女主任而外，唯有我还不时进进出出村委会办公室。
所幸的是，与境外学者不同，我可以自由走访任一住户而不受限制。这种独立的活动空间对于民族志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不像在云南和四川做调查，那里的干部有时故意将我们引向或避开某些农户。比如，即使我们特别强调要挑选村里的贫困户来参加小组集中访谈，他们召集的往往是相对年轻、受过一定教育或是同干部关系较好的村民。当群体或集体的活动关涉有影响的外人时，社区往往会展露出特殊的凝聚力。诚然，当我作为专家访问这些社区时，当地村民通常表述的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需求和优先白癜风怎么诊断症狀怎样治疗白癜风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