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独生子女政策穿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蔓延深入到人们最为隐秘的亲密关系，每一个家庭，尤其是每一位女性都深受其影响。在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今天，讲述那些看似被遗忘的生育故事，对于理解国家制度下的性别（不）平等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来自大家庭，父母亲都排行第二，父亲还有六个兄弟姐妹，母亲有四个姐妹兄弟。我们堂、表、姨兄弟姐妹一大堆，大都出生于20世纪70和80年代，正值计划生育风声鹤唳之时，然而却没有一个独生子女。
当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开玩笑说，我们都是漏网之鱼。
母亲的故事
年，我出生于江苏苏北的一个小镇，只比姐姐小两岁。虽然那时独生子女政策还没开始实施，面对全国日趋收紧的人口控制政策（“晚稀少”生育控制运动），我的出生成为了母亲生命中的一场政治风波。
小学教师的母亲被校长勒令在全校大会上做公开检查。她流泪在大会上保证，“再也不生了”，从此失去了入党的资格。
两年后，母亲又怀了弟弟，有了上次公开检查的经历，医院做人工流产。
岂料，当时正值年，唐山大地震的余波遍及全国，医院说，所有的医疗力量都要用于预防地震灾难，流产所需一切医疗用具都收拾起来了。你要流产的话，就坐公共汽车去大城市吧。母亲犯了难，父亲支援农村建设常年不在家，一个人不敢坐公共汽车去异地做手术。
正好，学校换了新校长，人很亲切，又不那么左，他偷偷跟妈妈说，“如果你想生的话，就悄悄的，谁也不告诉……”
就这样，地震的余波和仁慈的校长造就了我的弟弟。
二姑的故事
二姑是个普通农民，她的大儿子才三个月，就在午睡时不慎被棉被闷死。她在内疚、难过的心情之下渴求延续夫家“香火”，又生了两个女儿。
年，计划生育运动如火如荼，当地计生部门以她已经有两个女儿为由将她强行拖去结扎，计生干部并不知道那时的她已经再次怀孕。她当然只字不提，生怕“强制结扎”变成“强制堕胎”。
她心中充满了恐惧，生怕结扎手术会造成流产或对胎儿有影响。母亲陪她去，至今记得她在接扎床上吓得浑身发抖的场景。母亲说，“她把我的手紧紧地抓住，等到手术结束后，我的手上留下了深深的手指印。”
后来，我的表弟成了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可这一可怕的经历使得二姑患上癫痫，至今都不能痊愈。
三姨的故事
三姨夫是镇上的干部，是个有本事的人。在我表妹出生之后，他就一直在筹划再搞一张准生证。作为一名城镇公务员，他本该严格遵守独生子女的政策，然而，在他对政策的反复解读之后，他发现了一个可趁之机。
医院开了一份表妹是痴呆儿童的证明，还带表妹去照相馆，让她照一张非常痴呆的照片。表妹不肯，被他打了一顿，留着眼泪，伸出舌头，照了一张极尽痴呆的照片。他顺利骗取了一张新的准生证。
下面的故事如何就是确保三姨再怀的一定是男孩了。三姨每次怀孕，姨夫必然要托关系带她去做B超检查，不为别的，只为鉴定出性别是男是女。经历了三次堕胎，一次男孩误堕之后，三姨终于生了男孩，那是我的又一个表弟。
话说后来表妹成了我们县的文科状元，每每提起拍照片的故事，还是恨恨地，眼泪就要掉了下来。
独生子女政策的迷思
根据中国卫生年鉴的统计年表，从年至年，共有1.亿妇女和万的男性接受了结扎手术，仅年，就有万妇女和万的男性接受了结扎手术。在这一骤风暴雨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没有调查显示，其中有多少是非意愿结扎，但可想而知，数字会是庞大可怕，伤害也是不可估量。
我相信，中国的社会科学界需要重新思考和估量这一政策带来的社会伤害的严重后果，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
哈佛大学教授Whyt,M.K和两位中国的研究伙伴合作年在《中国杂志》（ThChinaJournal,74,–59）撰文挑战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迷思，该文驳斥了众多关于该政策的迷思，尤其是这一观点“尽管计划生育制造了如强行堕胎这样的悲剧，但它还是成功让中国“少生”了四亿人，为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
研究者统计和对比了20世纪70年代16个与中国生育率相仿的百万人口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得出结论，无论中国人怎么能生，都不太可能达到“四亿”的数字。研究者进而认为，当年的估算严重夸大人口危机，也成为了“一胎政策”问题的根源。
研究者们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减少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发展。研究者相信，一胎政策所依靠的数据估计很不靠谱，而如果实施比较宽松的两胎政策，可能会省下不少麻烦。
无从述说的痛苦记忆
我相信，谈起独生子女政策，每个家庭，尤其是每家的妇女们，都有故事要讲，但大多数的故事都只停留在个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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