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写作我是最不擅长的了，上学时就只对数理化感兴趣，一写作文就发憷。可自从退休以后，特别是去年家庭聚会以后，过去的很多事很多人会常常在脑海里浮现，总觉着应该写点什么，尽管文笔不好，尽管只是零散的一些记忆，尽管只是些平凡琐事。不为别的，只想让李家的子孙后代了解一下过去，不忘老一辈人的恩德，懂得珍惜现在，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亲情永固。
.12.18
聂村
聂村，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但这里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因为这里是我的家乡，是我出生的地方。这里有李家人上百年的奋斗史，有李家儿女们的喜怒哀乐和手足情深，有我快乐的童年。在我看来这里是最美的地方。聂村有两个标志性景观，一是村西的一条绵长的自北向南的河流，叫拒马河，另一个是处于村西北部的一个很大的药王庙，和它对面的是一个高高的戏楼，这里是我看戏唱戏看电影的地方，也是我上小学的地方，是我文化的发源地。
李家就住在村的最西头，临街南北两个院，北边是一个四合院，南边是一个菜园，里面有三棵大杏树和两颗桃树，其中有一颗桃树是无毛的叫钢桃，长熟了会裂开，又甜又沙，特别好吃，现在市场上我从来没见过，已经绝种了。三颗杏树是每年春夏季节整个街道上人们的首选水果。父亲还会在菜园种一些黄瓜和胡萝卜什么的，每天都要拧辘轳从井里一罐一罐的打水浇菜，非常辛苦，可也非常快乐。70年代初伐掉了两颗桃树和一颗杏树，在那里又盖起了五间砖房。
我家再往西二三百米是一条十几米高的拦河大坝，坝上种着两排整齐的杨树和柳树，大坝的西面就是宽阔的巨马河，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成群，两岸是成片的芦苇和茂盛的柳树林，再往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家乡的人们都称其为河套，分为南河套和北河套。这里是我孩童时期玩耍嬉戏的地方，上树、摸鱼、游泳、打猪草……，这里是我快乐的源泉。也正是这条拒马河和这片肥沃的土地养育着这里的一方百姓，使这里的人们过着虽不富裕但也足以吃饱穿暖的祥和平静的生活。然而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以及天灾人祸往往会改变一切。如今庙已经无影无踪了，戏楼也塌得只剩个底座了，河流干枯了，成了建筑商们挖沙赚钱的宝地。李家的院落也早已改变了模样，没有人住了，都搬到了城里，很是荒凉。每当我看到这番景象心都会很痛很痛！我的聂村，我的李家已经成了我永远的回忆……
左二：爷爷李海年—年
左三：母亲赵玉霜年—年右一：二姑
后排左一：二哥李平左二：大哥李生左三：大嫂和侄子
前排左一：三姐李桂芬中间：大姐李桂荣右一：二姐李桂花
后排左一：四姐李桂珍左二：本人李桂清
爷爷
爷爷——李海（年—年享年86岁）
爷爷是农历二月二生日，属龙的。从我记事起每年的这一天李家人不论在哪里都要回家给爷爷做寿，母亲都要亲手做很多的好吃的，蒸馒头，做寿桃，每个寿桃上都要渡上红点，可好看了，还要煎荞麦面的煎饼裹腊肉，吃长寿面。这是李家除了过年最重要的日子了。
爷爷1米78的瘦高个，雪白茂密的胡须，威严正直慈祥睿智。是李家最具权威最受尊敬的掌舵人，也是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者。
爷爷小时候的事我不知道，爷爷识字，是如何识的字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爷爷在看书，有时也给我们讲讲书里的故事，什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什么三侠五义，绿野仙踪等等。那时候家里有不少的古书，可惜在文革破四旧的运动中全部被烧毁了，我都没来得及看过。
爷爷持家有方。解放前多次扩地买田，而且亲自步行多里去内蒙买马，李家的家业在那个时期得到了壮大富足。家里的余粮越来越多，成缸成缸的小麦玉米，成缸的小米，成缸的芝麻，家里车马齐全，盖起了四合院，但李家过日子仍然非常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不到农忙时从不叫帮工，平时若吃顿饺子，爷爷都要问是什么日子。记得母亲说有一年为了留着余粮买地，整缸的芝麻舍不得吃最后发了霉。那时候过日子的逻辑是种地——打粮食——换更多的地——打更多的粮食——再种更多的地，好像粮食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换地。解放前夕，社会动荡，军阀混战，邪恶势力猖獗，爷爷两次被绑票，第一次用钱和整车的粮食赎回了爷爷，第二次连车马带粮食外加整群的羊一去无回，才把爷爷赎回来。因祸得福，土改时家里没有了过多的车马，被定为中农，使得后人才没有受成分的拖累，有资格考学当兵。
爷爷很开明。他懂得集体力量的强大，他是土改的积极分子，带头把家里的东西全部归公入社。生产队的时候，爷爷是饲养员，他把队里的小牲口看的比人都重要，经常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去喂生产队的小马驹，母亲都是默默地看着，从不阻拦。爷爷鼓励每个孩子上学读书，大哥大姐就是最早从五六十年代通过读书从农村走到大城市的人。
爷爷很正直，他最看不贯那些歪门邪道，投机取巧，爱占便宜或者偷鸡摸狗的人。每次遇到这样的人和事爷爷都直接了当痛斥批评。所以那样的人一般都躲着爷爷走，而且爷爷决不允许家里人和那样的人有来往。
爷爷很霸道也很善良。在家里任何事情都是爷爷做主，从不与家人商量，而且谁违背了他的意愿，谁就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甚至痛打。在家里谁也不敢和爷爷顶嘴。我们姊妹多饭桌上免不了吵吵闹闹，可谁要是太猖狂了，爷爷就会把桌掀翻，谁也别吃了，所以当着爷爷的面谁也不敢吵闹。父亲是最怕爷爷的一个，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就没有和风细雨地和父亲说过话。爷爷喜欢种粮食养牲畜，而父亲喜欢种果树种蔬菜，喜欢拉二胡吹笛子，两个人兴趣不同，观点相悖，父亲做什么事爷爷都看不上。就是在父亲已经四五十岁了，爷爷也说打就打，不管当着多少人。父亲年轻时两次离家去北京谋职，想脱离爷爷的管束，可惜那个年代城里的日子并不好过，两次都没坚持住无功而返，他又是独子孝子，最后还是落在了爷爷身边。父亲从不和爷爷争吵，在爷爷生病甚至生命垂危的时候，父亲总是默默的守候和照料，从不上前问候和喂食，当然那时候家里人多也不用父亲亲自动手。爷爷对他的亲生儿女表现的非常冷漠和严厉，而对其侄子侄女却是格外的关爱和柔情。爷爷弟兄两个，弟弟李勤，生有两儿一女，爷爷生有一儿一女，就是父亲和二姑，老爷爷家的叫大姑，二叔、三叔，因为老奶奶从年轻时就有病卧床不起，很早就去世了，老爷爷又好逸恶劳，经常赌钱，所以这个家都是爷爷在支撑。因为老爷爷家的两儿一女没有了母爱，所以爷爷就更加疼爱和关心他们。母亲进门后就一直伺候着太太、太爷、奶奶和老奶奶们，外加几岁十几岁的小姑和小叔。虽然后来分了家，但爷爷依然更加关照他们，活紧着他们的干，吃喝穿戴紧着他们先，就连嫁女儿都先让大姑挑，大姑嫁到了一个富裕人家，后来到北京安了家。而二姑却嫁到了一个穷苦人家，虽然解放后通过努力二姑家翻了身，可毕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爷爷善良的一面也是他封建霸道的一面。
爷爷对家人如此，对社会对他人也同样怀有一颗慈善的心。解放前闹灾荒的时候爷爷经常用家里的余粮在街上舍粥，他还经常把街道上受了伤的猫狗抱回家喂养，经常无私的把家里的粮食去喂队里的小马驹。爷爷特别信任母亲，善待母亲，从不与母亲发脾气，并很早就把家里的财政大权交到母亲的手里。对待我们七个子女，爷爷虽说有点重男轻女，但总体上还是很疼爱的，他最喜欢大姐，因为大姐是老大，敢说敢干，聪明好学，中学就考到了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爷爷大力支持，卖猪卖羊从不心疼。后来大哥也考上了大学，爷爷都非常开心，全力支持。爷爷虽然很霸道，但面对年轻人的进步与改革的时候，他又经常表现的很温顺，在农作物种植上，他就很信赖三姐，有一年种小麦，按照过去旧的种植方法是窄窄的苗垄，宽宽的行距，三姐强行改变了种法，改为宽宽的苗垄，窄窄的行距，当时爷爷很不赞成，可他没有强硬的坚持而是顺从，结果那年一亩自留地产了每亩多斤小麦，爷爷服了。对于我这个李家的小不点，爷爷一向疼爱，我的名字就是爷爷给起的，李桂清，多么清澈富贵。别看我这么个小不点，小丫头片儿，可爷爷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小名，都喊我“桂清！”，至今我还能回忆起爷爷的声音，那样亲切，动听。我小时候，爷爷总愿意带我去地里拔草放羊，我当然不愿意跟爷爷去，因为没有伙伴玩，会很寂寞，但又不敢直接拒绝爷爷的命令，于是有时候就耍个小聪明，嘴上答应，但等爷爷走的时候却找不到我，其实我就藏在角落里。可多数情况下还是要服从命令的。其实跟爷爷出去还是很轻松的，爷爷并不要求我干多少活，只要我跟着他就行，爷爷的目的也是要个伴儿。
爷爷一生都在劳动，晚年的精力主要放在家里的一群羊上，每天中午都带我们去拔草，去捡生产队间下来的秧苗，每天中午别人家都在睡午觉，可李家的人都要全部出动去拔草，天天两大车，铺满整整的一条街，晒干后堆在南屋里，不到一年就存了整整一南屋的草，而且压得严严实实。卖了不少钱。用这个钱再加上家里的积蓄和大哥工作争的钱，在南院又盖起了五间砖房，说是砖房，实际是贴砖，里面用坯。脱坯是一件非常累的活，五间房的坯全部是父亲带领全家人自己脱的。
爷爷一向身体很好，从没吃过药看过医生，晚年象个顽童，76年唐山大地震，家里在北院搭了个防震棚，让爷爷过去住，爷爷说什么也不去，他说我都这岁数了不怕死了，可有一天他自己突然光着脚跑出来，说地震了，其实没有，是他的错觉，爷爷还是怕死的。在那段时间我和四姐还有爷爷住在南院的新房中，很是温馨，爷爷那段时间变得很温和，给我们讲了很多书里的故事。76年毛主席逝世，全国哀悼，爷爷说“我和毛主席同龄，他老人家都走了，我还怕什么？”年86岁的爷爷突然拉肚子，一病不起，通过治疗止住了，可爷爷说什么也不吃东西了，他是怕拉了还要麻烦家人，特别是母亲，擦屎擦尿，又洗又涮。劝爷爷吃东西可是有讲究的，必须是爷爷看得上的，最信赖的人才行，那时候这个工作只有大姐、大姑还有三叔，还有就是母亲，只有这几个人才能说动爷爷吃点东西，别人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那个时候，老爷爷家的三叔，大姑虽不是亲生，但天天陪护着爷爷，不是亲生胜似亲生，这就是爱的结果。靠着输液爷爷坚持了一个多月，很多乡亲都劝我们，不要输液了，他老人家已经是高寿了，可李家人做不到，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倾其所有来挽救爷爷的生命，哪怕多挽留一天我们也是值得的。78年8月3日，就在我和四姐刚刚参加完高考的第二天，爷爷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老人家是耗尽其最后的力气坚持到了我们考完，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们。爷爷的恩德我们永生难忘，爷爷的风范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父亲
父亲——李凤阁（年—年）。
父亲生的清秀端庄，中等个，外表风趣、幽默，内心痛苦、憋屈。父亲是爷爷的独子，小时候据说也深得爷爷的疼爱，上过私塾。可作为独子的父亲，在爷爷的威严下，好像总也当不了家。在加上社会的动荡，艰辛的劳动使父亲总不得志，所以在我印象中父亲的眉宇总是紧锁的。
年轻的时候，父亲曾两次离家去北京工作，在铜器铺当过学徒，在北京印刷厂搞过排版，可那个时代在城里的生活条件远比不上农村家里，在农村李家也算一户不小的人家，家里不愁吃穿，干活有车马，可父亲也许是想离开爷爷的管束，也许是想寻求一种别样的生活，但终究没能实现，生活所迫还是选择了回家种地，留在爷爷身边。这一选就是一辈子。
父亲会拉京胡，会吹笛子，虽然不怎么精通，但在那个时代也算是高雅的爱好了。可惜父亲正值壮年却赶上社会动荡时期，各种运动频发时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李家人不擅参与政治，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也都不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社会动荡使李家的家境越来越差，父亲的心性也越来越糟糕，他无法做他喜欢做的事，无法面对像土匪一样的当权者，他也无力支撑沉重的体力劳动。在合作社生产队劳动的时候，家里没有壮男劳力，大姐大哥已经在外工作，二哥因年龄还小，难以胜任艰苦的体力劳动，被三姐二姐瞒着爷爷报名入伍当了兵。所以那时的农活只能靠着二姐三姐以及后来的四姐帮衬着父亲，虽然李家的姑娘干活都如同男人一样强，可父亲并不高兴，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女儿做这种艰苦的体力劳动。后来28岁的二姐出嫁了，27岁的三姐也出嫁随了军。我和四姐又都在上学，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干活，没有人帮他。家里的自留地的农活也全部落在了父亲母亲和年迈的爷爷身上，我记得每到农忙时好心的赵家大哥都会主动来帮忙，母亲会做很多好吃的招待赵家大哥。
父亲患有痔疮，腿又受过伤，干活的时候是很难受的，可又不能不干，他要和强壮的小伙子一样推车耕地，一样的拔麦子，刨玉米……这才能拿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所以父亲很痛苦，在家里经常发脾气，特别是对母亲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当年并不理解，总觉着父亲是在找茬，实际他是在发泄他内心的愤怒与苦楚，他只有向他的亲人宣泄，好在母亲非常理解父亲，从不与父亲争辩。
父亲从不向恶势力低头，文革时期，父亲看到村干部不干人事，不抓生产，整天抓人整人，就骂他们是土匪，因为这还被大队关起来好几天。74年和77年四姐和我相继高中毕业，很多人都会托关系找门路去县办企业或社办厂工作，或者回到村里大队部混个差事，什么搞个宣传、计划生育什么的，而我们李家姐妹却对此毫不感兴趣，父亲也不允许，回到村里就是参加劳动。在我刚高中毕业回村的时候，村小学校长主动提出请我去学校教书，但须大队支书和本队队长同意，要求父亲去求求他们。可父亲说，别说让我去求他们，就是他们求我还不一定去给他们干呢。我很佩服父亲的这种气节。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学校校长对我们的好。在这段时间四姐担起了家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帮着父亲承担起了一个壮劳力的生产任务，推车拉粪样样都干，深受社员的好评。年，我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人，从农村考取了涿州师范学校，从而正式的离开了家乡，走向了文化之路。这也许是那段时间唯一能使父亲感到欣慰的事了。
70年代末，农村又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土地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二哥放弃了留重庆工作的机会，从部队转业复员回家，可以帮助父亲干农活了。年我也参加工作了，应该说父亲可以享享清福了。可长期的劳累已经使父亲的身体难以支撑，年正月初四，可恨的癌症毫不留情的夺走的父亲的生命，年仅66岁。这是李家最大的不幸，是我们做儿女的永远地遗憾。
父亲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是正直的一生，是愤怒的一生，也是骄傲的一生，他养育了我们如今几十口的儿女子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老人家的骄傲，会让他含笑九泉！
母亲
母亲——赵玉霜（年一年），享年97岁。
母亲的娘家家境殷实富足，上面有四个哥哥，母亲是赵家的独女，从小娇生惯养，所以21岁才出嫁到李家，那个年代已经是晚婚了。听母亲说，在结婚前，赵家几次派人过来打探李家的情况，并窥看父亲的长相，确认后才定下这门婚事。这一定就是76年。
当时李家上下十几口人，上有爷爷公奶奶婆、公公婆婆、叔公叔婆，下有几个几岁十几岁的小叔和小姑子，全部吃住在一起。据母亲讲当时是太太当家，也就是爷爷的母亲，太太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当家人，奶奶和老爷爷家的老奶奶都身体不好，特别是老奶奶常年卧病在床。母亲的到来，李家所有的家务就全部推到了她的身上，白天推碾子拉磨，加工粮食，（好在早年间家里有毛驴，母亲只负责照看），洗衣做饭，还要负责家里牲畜的喂养，而母亲却是极其的温顺和善任劳任怨，把每件事都做的很好，特别是针线活更是无可挑剔，老奶奶家的三叔当时只有两三岁，老爷爷家生有一女两男，家里都是大排行，父亲老大，姥爷爷家两个儿子排二和三，所以我们都叫二叔三叔，老爷爷家的姑姑叫大姑，我的亲姑姑叫二姑。当年老奶奶卧病在床，根本照顾不了她的儿女，姥爷爷又不顾家，全是母亲为其做衣喂饭，母亲说老奶奶嘴甜，坐在床上总夸赞母亲，所以母亲虽然很劳累，但心里很暖，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没几年老奶奶就去世了，她的三个儿女几乎全部由爷爷和母亲来供养。后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大姐大哥的出生，才和老爷爷家分了家。三叔长大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三叔很和蔼可亲。在我的印象里，三叔就没离开过我们家，有时手里没有钱了和母亲要几块，没烟抽了直接到西屋里去拿，啥时候到家来赶上吃饭，上炕就吃，不管他已经结了婚生有几个儿女了，还一直如故，记得当年我们姐妹对此还有过不满，觉着是三叔在占我们家的便宜，埋怨母亲不该这样惯着，可每次都遭到爷爷和母亲的斥责。直到三叔退休甚至患病腿脚不灵便了，母亲也九十几岁高龄的暮年时期，三叔也几乎每日都到母亲屋里坐坐，有时连话也不说几句，坐一会儿就走。我有时会纳闷，三叔干吗来了？有事吗？也不说话。其实我们这些晚辈哪里懂得他们的那种割裂不开的深厚的不是母子却胜似母子的感情啊！
母亲的好脾气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在李家她没有和任何人发过脾气，她对长辈恭敬孝顺，对小辈慈祥如母，李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说母亲好的，特别是爷爷那样一个暴烈脾气的人对母亲都总是和风细雨，早早的把经济大权交于母亲管理。
母亲自年生下大姐，直到年最后生了我，共生育了十个子女，其中夭折了3个，都是女孩，但这并非李家重男轻女，而主要还是那个年代缺医少药，听说在大哥上面有一个叫做娇儿的姐姐，长得非常漂亮，都五六岁了，只是因为拉痢疾而丧命，全家都非常的难过，还有两个没出满月就因病夭折了。单凭母亲孕育和生产我们这十个儿女的生命，在当年那样的贫瘠的医疗卫生条件下，母亲需要付出多少的辛苦和冒多大的生命风险啊，再加上要养育我们这活下来的七个子女，哪个不需要吃饭哪个不需要穿衣啊，那个时候没有电灯电磨，衣服需要一针一线的缝，母亲又要好，衣服上都要修花边，鞋面上也要修花，所以每天晚上母亲都没有躺下睡过觉，都是手拿针线困了打个盹儿，直到老了母亲都习惯坐着睡觉。做饭要先从磨面开始，我家是一个四合院，东西南北屋，南屋有一个磨盘，解放前家里有毛驴拉磨，土改后就只能用人推了，而这些活都是母亲一个人的，每天白天母亲都要把第二天的口粮加工好，然后就是一日三餐的搭配制作，还要提前把柴禾准备好，特别是遇到阴雨天，木柴潮湿不容易燃烧，每次烧火都满屋的烟，冬天屋里的煤炉也一样，不知道是煤的质量不好还是家里的炉灶搭的不好，炉火总不旺，还经常灭，父亲也是经常拆了搭，搭了又拆，可还是经常出问题，每当做饭时炉火就不给力，母亲就用木柴往里放，经常弄的满屋是烟，我还总是埋怨，用被子捂上头怕闻烟味儿。母亲做的饭非常好吃，特别想念的是母亲做的小米捞饭，这是很讲究火候的，捞早了不熟，捞晚了就成粥了捞不起来了，捞上来的米放到盆里凝固成米饭，剩下的米汤当稀饭，再配上小葱拌豆腐和自己泡的咸菜，特别可口养人。还有母亲做的凉粉，用自家的红薯团粉做成晶莹透澈的凉粉冻，用自家井里刚刚打上来的水，再配上自家地里长的蒜苗，浇上点醋和香油，夏天回到家喝上一碗那叫一个痛快，还有母亲做的煎饼裹腊肉，还有春节时用黄米做的年糕，用小米面做的耨耨……母亲，只有母亲才能做出这样美味的饭，她用心用生命养育着我们。虽然哥哥姐姐们长大后也帮着母亲做了很多，但在我的印象里，母亲身上的活儿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因为随着儿女的一个个长大，又一个个离开家，各自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各自奔着自己的前程，没有谁会停下来做母亲所做的事情。大姐十几岁考上了北京女二中去读书，大哥也一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二哥去当兵，只有二姐和三姐因三年自然灾害停止了学业，做起了李家的顶梁柱，为父母分担了一些疾苦。我和四姐虽然正赶上文革时期，但并没有停止学业。所以母亲的家务活从根本上讲依然是繁重的。但从没有看到母亲因此而发脾气，也从没有要求我们哪一个放弃学业或放弃自己喜欢做的事，母亲总是默默地承担着一切，用劳动教育着我们，使我们每个李家的儿女都必须走正路，都必须孝顺。
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两只脚被裹得只有巴掌大小，脚底是斜坡的，可母亲走路却好像总是蹬蹬的，有时急了还会小跑着走路。四十年代，爷爷被奸人陷害两次被绑票，母亲拖着她的两只小脚步行几十里路带着钱粮去把爷爷赎回来；六十年代，听说正在上大学的大哥要当兵，她就不顾一切地步行十几里路赶到火车站，和爷爷一起去天津成功地阻止了大哥的当兵。所以母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妇女，她很勇敢。听母亲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攻占了华北，经常闯入村庄要粮抓人，有一次几个日本兵端着枪逼着家里人去开会，要求交出粮食，这时爷爷和父亲正好在地窖里藏粮食没被发现。母亲心里很害怕很紧张，但她没有表现出来，为了赶快带走日本兵，她抱起几个月的孩子，跟着鬼子就走，前往另一个大户人家刘中和家去开会，到了那里看到刘中和正被吊起来遭鞭打。同时鬼子在各家到处搜，直到搜出了一些粮食才收手，鬼子看在母亲一个弱小女人的份上没有鞭打。母亲每次回忆这段时都说当时很害怕，浑身直哆嗦。可我觉着母亲很勇敢机智，是她保护了爷爷和父亲。
母亲几十年如一日地伺候着老的少的，伺候着家里所有牲畜家禽。70年代初，母亲已经是过60岁的人了，这个时期二姐三姐已出嫁，二哥在当兵，四姐在上高中在学校住宿，我在邻村上初中，家里只剩下80多岁的爷爷和60多岁的父母，还有几亩的自留地，还有爷爷养的一群羊，有绵羊有山羊，还养着几头猪，养着一群鸡。在李家，动物比人重要，猪的一日三餐，都要按时吃热的熟的，这样才能上膘，母猪更是要精心喂养，下的小猪仔更珍贵，也更可爱，母亲每天都要给它们煮黑豆吃，个个都吃的胖嘟嘟油乎乎，只要看到母亲就一起拱母亲的脚，哼哼着要吃的。羊是爷爷管的，春夏秋由爷爷去放，可到了冬天就麻烦了，不好好在圈里呆着，经常出来惹事，因为羊圈只是用一些木棍简单搭建的，很不结实，羊使劲一跳或七拱八拱的就开了。我观察过，羊出来后的轨迹是这样的，首先用头去拱西屋，因为那里是仓库，有粮食吃，拱不开再拱东屋，有时候那里也放些粮食，拱不开再就去拱南屋，那里有些草料，它们不爱吃，它们首先选择粮食，实在都拱不开就会跑到北屋住人的屋去碰碰运气，有时赶上没人也会有意外收获。有一次，家里的羊丢了，到处找也找不到，母亲急了，以为是跟着别人家的羊去地里了，因为这样的事也经常发生，母亲拖着她的小脚竟连走带跑的到村外离家足有3、4里路的北河套地里去找，可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回到家到北屋一看，羊都在北房的里屋炕上，正在吃粮食呢，那是刚从房顶上弄下来准备加工的，这下母亲是又惊又喜又恨又怕，惊喜的是羊没丢，恨的是害得自己白跑这么远的路，怕的是羊吃了这么半天粮食会不会称撑坏了。母亲白天劳累一天，到了晚上睡觉前还要做一系列事情：上门，庭院的大门闩和东屋西屋南屋的门锁，那个年代也会有小偷的；堵鸡窝，那个时候有很多黄鼠狼（我们那儿叫黄鼬）晚上会偷鸡吃，所以晚上若不把鸡窝堵上鸡就会被黄鼠狼拉走；还要拿便盆，那个时候晚上都是在屋里小便的。这些事情已经进入母亲的每一个神经，晚上睡觉经常做梦喊着“遭了遭了，咱家的猪好几天没喂了！可坏了，没堵鸡窝，鸡被黄鼬拉走了！”甚至有时候梦游起床去喂猪。我可爱的母亲，心里装着一切，唯独没有她自己。
我现在常常想，家里这么多孩子，母亲为什么从来不用呢，而我们也没一个主动的帮着母亲干这些活，好象这些活儿就应该母亲做，我们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哥大姐长大了喜欢读书，母亲送他们去上学读书，二姐三姐没赶上好时代在家务农，可她们喜欢缝纫裁剪，那个时候家里买了缝纫机，二姐三姐做的一手好活儿，村里左邻右舍谁家有活都来求二姐三姐帮忙，再加上生产队的劳动也很辛苦，所以家务活也顾不上，我和四姐也一直在读书。我小时候很贪玩，逼我干活的主要是二姐，她让我去打猪草，早晨让我跟随社员们去捡丢失的秸秆秧苗，可每次清晨她把我叫起来，等她们走了我就又睡下了，母亲也不管我，因为这，二姐经常跟母亲吵架，说母亲不使唤我干活。我喜欢读书，功课一直很好，我喜欢运动，跳皮筋，丢沙包，踢毽子等都玩的很好，母亲从来不限制我玩儿。二哥长大了想去当兵，知道爷爷不会同意，二姐三姐就让大姐把爷爷接到北京，满着爷爷把二哥送到了部队，实现了二哥的愿望，总而言之，李家的孩子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母亲从不干涉。她知道她的孩子们走的都是正路。
随着时间的年复一年，我们都陆续长大，大姐在北京工作了，成家了，有宝宝了，大哥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二姐三姐也成家了，出嫁了随军了，二哥当兵复原了，结婚了生子了，爷爷病逝了，社会改革开放了，土地改革了，承包到户了，招生制度也改革了，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也通过考试上学了，工作了，后来父亲病逝了，四姐也出嫁了，我也离开了家乡来到华北油田工作了，结婚了生子了……。而母亲还是母亲，依旧做着她认为该做的一切，依旧是平静而忙碌地生活着，带着孙子孙女，为二哥操持着家务。我们这些儿女都过着自己的日子，养育着自己的儿女，虽然过节放假都去看望母亲，给母亲买吃的用的，但又有谁能真正为母亲放弃点什么？没有，从来没有！而母亲每次都是对我们说，你们工作都忙不用惦记家里，快回去吧，我什么都不需要。母亲乐观的心态使得他老人家身体更加健康，老年时期，母亲用打麻将，玩纸牌来打发孤独的时光，几次摔倒经历伤痛磨难，都化险为夷，依旧战斗在麻将桌上，就是到了96岁高龄最后一次病倒也是倒在麻将场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是幸福的，她活的简单，没有过于复杂的心性，没有过于强势的态度，温和、平静、勤劳、坚强、乐观。母亲的幸福来源她对儿女的付出与无求，来源于她对物质利益的淡薄，来源于她永不停歇的劳动。这就是我的母亲，善良贤淑的母亲，坚强勇敢的母亲，辛勤奉献的母亲，平凡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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